《金陵神学文选》得以问世，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如果说神学是教会在思考，我认为《金陵神学文选》的确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中国基督教新教教会这些年间在思考什么，我们又是怎样在思考的。我们的神学工作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的、普世的教会的制约，但今天它不是模仿，它是中国基督徒针对中国教会自己的问题的思考。海外神学家的旁听和指教我们当然是欢迎和感谢的，但他们不再是是非的标准，而中国基督徒则既是神学要提高其信仰素质的对象，同时又越来越从旁听和消极接受地位转而为对话的积极参与者。

这三四十篇文章并没有接触到中国教会思考的所有神学问题，但从这里已经多少可以看出，这些年间中国教会的视野和思考范围比较局限。国际神学界的一些热门，诸如教会体制方面的问题、《圣经》观方面的问题、历史观方面的问题、国际和平和社会正义方面的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现代生活中的两性、家庭和环境、生态方面的伦理问题，如此等等，在我们这里想得较少，甚至还是空白。世界任何一个教会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神学思考也都会有局限性和空白部分的，中国并不例外。这正告诉我们，普世教会提供条件让我们相互交流，相互弥补和互相丰富有多么必要。

就中国来说，神学思考未免局限除一般原因之外，我想和下述情况很有关系：我国基督教的全国以至各级组织的团结面比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基督教联合会或协进会都广泛得多。它们包括范围之大是空前的。为了保持这么大的团结面，全国基督教在信仰问题上和崇拜礼仪上遵循和强调互相尊重的原则。我国基督教中轻视甚至否定神学思维和神学教育的价值的人并不少，他们也在我们团契之内。为了团结，神学思维和表达的随意性受到一定的自我约束，形成照顾有余而创新不足的情势。可以说，这是为了团结支付的代价，但弄不好会造成神学思想的冻结。苏轼曾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赞扬画家吴道子。我们的经验是，教会为了安宁相处，每每强调“法度”，“新意”就出得少。如果我的观察不错，看来其他国家的教会也难免面临类似的情况，就是神学上的创造性同团结面的大小形成反比。

这一点是实在的，但我也不愿读者把这一点夸大到不恰当的地步。原因是中国神学工作者十分意识到自己对中国广大信徒有教育和提高的责任，为此，他们本来就不愿意不顾效果但求自己说得痛快，那样自由就成了由自。他们平时不以海外同行为自己的听众和对话者。他们谦卑自己，与中国信徒相认同，相交流，以他们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以能帮助他们从原有水平不勉强地提高为喜乐，脱离信徒的惊人之言宁愿不说。

从大的环境来看，我国基督徒一百几十年来始终处在极少数地位，被非基督教的以及敌视基督教的思想和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新教人数至今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我国仍有那种以激进自命，与宗教为敌的人，不时在这里那里抬头，利用一些新运动和新口号的声势，制造加罪宗教的舆论。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尽管贯彻得不够平衡，但有这个政策同没有这个政策相比，大不一样，对基督教的存在和运作大有好处，至少使基督教赢得时间实现自治、自养、自传，进而努力治好、养好、传好，能在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下与同胞相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只要教会在这块大陆上能有空间向主献上崇拜、向人们为基督作见证，宗教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贯彻有对话的余地，我们就应以感谢的心怀享受和利用这些机会。海外有些人似乎认为转入地下进行对抗和准备殉道才是中国教会正确的路线，这在今天情况下是对主的教会和信徒不负责任、对祖国也是不顾安危的盲动，是广大信徒所不同意的。不过，教会处在这样的境况下，相当一部分信徒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简单地突出基督救赎之道为教会独特信息而不及其余，也是可以理解的。

经过这么许多年，中国基督教已经形成一个中国的系统神学吗？我只能说还没有。不是没有个别有抱负的人进行尝试，但作品完成后有多少代表性是很大的问题。我说下面的话也许是“自我解嘲”：保罗面对各地新兴的教会忙于探访和写信，从神学上只处理一时一地的紧迫问题，至于他的系统神学，由后人加以整理出来不迟。

但这不是说中国基督教四十年间杂乱无章，一个相当共同的神学倾向也没有出现。我想，中国教会神学思考的一个中心观点正在形成过程中。一个为越来越多的基督教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中的中青年，所认同的中心思想就是宇宙的基督。他在上帝的创造过程中始终与上帝同工，是神爱的启示者，是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复活之主。

我们之所以说这位基督是神爱的启示者，那是因为我们读了四福音，基督对人们那种爱到底的爱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他使我们体验到，他向人类展示了宇宙间最高存在的存在模式。这一最高存在的属性，首先不是他的强力或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自在永在、威严权能等等这些把人们压倒的属性，而是那爱到底的爱。爱是宇宙的第一因素，是创造的第一推动力。一个爱的宇宙正在被创造。爱将充满宇宙。我们都是这创造过程中的半成品，也是创造工程中的同工。我们凭人间父亲、母亲、恋人的爱去憧憬测度这一最高存在，学着基督称之为天上的父。

我们越来越摆脱基督人性神性的繁琐论争，在人性神性问题之外，从基督的宇宙性上得到神学思想的解放、深化和共融。基督的宇宙性正是《歌罗西书》《以弗所书》《约翰福音》等《新约》书卷所提供的基督观，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能大大突破传统思维的禁区，丰富基督徒的崇拜和灵性精神生活，更能冲击宗教偏见，导致信徒间的信任和团结。我并不是说“宇宙的基督”这五个字已经进入了广大神学工作者的词汇，但是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正在通过不同的途径遇到这位基督，正在用各自不同的语言帮助人们来认识和崇敬这位基督，并正在被这位基督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人赎价的博大而无上的爱心所带动，去进入世界，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以造福人群。这样，个人的生命就和天地宇宙相酬和了。

就中国知识界来说，我们不少人有个共同感觉，认为今天知识界对基督教比基督教进入中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开放，具有较大的好感和同情。金陵协和神学院图书馆就有一百多种近十年教外学者研究、介绍和欣赏基督教的书籍和他们主动翻译的西方神学著作。估计《金陵神学文选》将会引起相当一部分教外知识分子的注意和兴趣。

我想在这里提出一点以供他们参考。常有教外朋友表示，基督教和教外的人都是中国人民，都是爱国的，也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不同处不过是多了一个死后上天堂的信仰。这些朋友这样说是为了表示，基督徒和广大人民之间没有一条鸿沟；肯定基督徒为我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从而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反对宗教歧视，对此，我们基督徒当然是感激的。同时，我们当然也同意，的确有仅仅为了死后上天堂享永福而修持灵魂的基督徒。但是，值得指出，就基督徒的多数来说，关心生前远远超过关心死后。他们和常人一样，得生活，得工作，得学习，得建立和照顾家庭。他们有理想，追求真善美。既然如此，他们必然关心人世间的事。我想《金陵神学文选》的读者会发现，这些文章没有把基督教信仰说成为死后上天享受福乐的入场券。在一些不大时兴又不大好改的语言背后，它是一个宇宙观、世界观，一个精神文化，它指导人们观看人生，投身现实，并且通过教会共同体使自己也使人们进而获得基督所说的“丰富的生命”。这些文章显示，基督教旨在帮助人活，活下去，活得好，没有了这一点，教会人士也在统一战线之内云云就无从谈起了。前几年某社会科学刊物曾发表文章认为信教的人只想上天，活在地上“浑浑噩噩”，“目不敢视五色，耳不敢听五声，经典上没有的连想都不敢想”，硬说信徒认为“改善物质生活的合理要求”是“灵魂犯罪的根源”。之所以会这样刻画宗教，大概是因为作者从来没有同宗教信徒交过朋友。

《金陵神学文选》由金陵协和神学院陈泽民、汪维藩、张贤勇同工编辑。为他们投入的劳动我们深为感谢。就在《文选》的各位作者之间，观点也不是统一的。我们希望《文选》的出版将有助于思想交流，促进我国神学园地的繁荣。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270～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