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内外，有些人很看不起神学，甚至敌视神学。我们教会里有人公然表示，“属灵”就够了，神学是属世的智慧，研究神学只会冲击信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有一所神学院不称为神学院，取了另一个名称。在社会上，至今仍然有人认为，宗教是反动的，神学比宗教更反动，宗教是欺骗人的，神学有更大的欺骗性，宗教是鸦片，神学是浓度更高的鸦片。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有人就把整个宗教，不问宗教内部的层次，都一古脑儿地放在一起：反动派讲的宗教是宗教，进步派讲的宗教也是宗教，都是鸦片，都是反动的，都是欺骗人的。基督教内部的各种层次完全用不着分了。

神学是教会在思考，如果宗教是客观存在，教会是客观存在，那么，这个教会就一定会思考，思考许多有关《圣经》的问题，思考许多有关教会的问题，思考许多有关社会和国家的问题，思考许多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这样思考和那样思考当然有出入，有区别。譬如说，对于《圣经》，抓住《圣经》的片言只字，还是让整本《圣经》讲话，这是两条不同的理解和讲解《圣经》的路线。同样一本《圣经》，讲道者多讲什么，少讲什么，大有不同，是受人们的神学思想制约的。我认为，在教会里面，总的来说，研究神学的人是比较开明的，比不研究神学的人要开明，因为神学家需要把自己的论点加以整理，使之合乎理性，他有许多看法不得不比较开明。一个没有神学家的宗教，一定是低级和原始的宗教，不思考问题的宗教，一定是同理性格格不入的宗教。现在有许多同工努力在《圣经》上、神学上处理现实问题，为历史前进进行辩护，也有许多人在那里用《圣经》阻止人世进步。说他们都是搞宗教，都是贩鸦片，我想这是非常不公道的。这不是科学分析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利于使神学和文化向好的方向发展。

也有人说，你们搞自传，提出一些新的讲法来，使得你们的宗教和你们的讲道同社会主义比较协调，这样你们的欺骗性就更大。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们不是欺骗人，我们是要发挥《圣经》里面的道理。如果说，基督徒讲了爱国，并且言之成理，使信徒内心平平安安地爱国，就是欺骗性增加了，那么，我想，周总理那个时候不应该鼓励中国基督徒学习爱国主义，进行三自爱国运动，他应该听任基督徒去落后，越落后越好，那我们三十几年走的路完全错了，“文化大革命”对待基督教的办法倒是对的了。

我这次来参加这个会也准备了一个题目。这是一个今天全世界教会都面临的、都在讨论的神学问题：怎样对待教会外面的文化、宗教、科学、艺术、哲学、历史、人民运动，即基督教外面的一切真善美？

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突出呢？拿我们中国来说，当然是因为解放以后，我们接触到了许多过去不接触的人和事。譬如说共产党，譬如说人民，譬如说革命者，譬如说解放运动和人民政权，这些都是在教会外面的。过去我们基督徒关着门做基督徒，现在门开了，我们怎样从神学上来看待它们就成问题了。

西方国家，还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教会关心这个问题也有许多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发现了许多东方宗教。过去并不是不知道存在着这些宗教，但是过去总是认为真理在西方，把其他宗教看为是荒谬的、低级的、不值一驳的。最近几十年，第三世界国家抬头了，殖民主义不吃香了，他们发现，许多其他宗教就在他们的隔壁。英国许多城市里相信印度教的人，相信伊斯兰教的人，相信锡克教的人都很多。像英国伯明翰市，那边有锡克教的庙，有印度教的庙。基督徒直接和他们接触之后，发现其他宗教的人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愚昧。他们发现，人家的祷告有许多话同我们基督教的祷告差不多。其他宗教并没有使人堕落，像印度教能够产生泰戈尔、甘地这些伟大的人物。因此，究竟基督徒怎么看待其他宗教，就变为新的神学问题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基督徒越来越发现，在科学方面、艺术方面，许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并不是信基督教的。像西方的医学，要追查它的历史，阿拉伯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我们中国的针灸在西方很时行，中国的针灸也不是基督教里面出来的。基督教外面有那么许多东西对于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这使好些基督徒提出一个问题来：怎样从神学上看待这些东西？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到基督教外面有许多人人品很好，道德水平很高，有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像白求恩、雷锋这样的人。

没有基督教，人家也有很高的品质。而我们基督徒未必都有令人满意的品质。是的，今天世界上品德特别高尚的人是少数，但是这少数也已经构成了神学问题。还有一个原因，使人更加要问，基督教外面这许多真、善、美，我们怎样从神学上来理解，那是因为现在在基督教里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基督教和它的神学好像有不少缺点。譬如说，基督教神学每每为殖民主义者所利用，它也曾被利用了去反对和残杀犹太人。

由于最近几十年在人们思想中产生了这些问题，我们看西方神学刊物上，大量的文章都在谈这个问题。

我现在为了便于叙述，把基督教处理这一问题的各种办法勉强归纳为五种，来逐一介绍一下。

我们既然是研究，我想我们不要随便说，这属某某一个派，那属某某一个派，好像这样就研究完了。说一个人是某某派，这是扣帽子，扣帽子就是把某某一个人或某某一个论点放到一个格子里去，但这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我想，不管某个人发表什么主张、什么观点，我们要相信，他也是在那里努力使基督教言之成理，他也是在努力要为基督教进行辩护。今天在全世界范围里，对基督教反对的或冷淡的是主流，大部分人对基督教是没有兴趣的，是冷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为基督教讲话，我觉得难能可贵。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同他有共同点。他提出的一个观点，也许我们认为不怎么好，但且慢否定他，或说他不属灵，不正统。我们应该问一下，他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了要解决什么问题，他才会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来的？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满意，你又是怎么解决那个问题的呢？他说了什么？他说到什么程度？他没有说什么？我们都要弄清楚，我们不要强加于他。现在中国的神学论争是很少的，如果有一点论争，每每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把对方的观点歪曲得面目全非，然后把它打倒。先把它曲解一番，然后打倒起来很容易，等于是打倒了一个稻草人，它不会抵抗的。事实上，我们可能失掉了一个对我们很有贡献或很有启发的观点。因此，这个人说什么，没有说什么，我们都要搞清楚，不强加于他，不无限上纲，这是实事求是、探讨真理的态度。

五种态度的第一种就是对于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不理不睬，若无其事，不觉察到它的存在，不去接触这个问题，不考虑这个问题，或是认为没有考虑的必要。尽管基督教外面有许多论点存在着，等待着我们基督徒去正确理解、对待，可是有一些基督徒，包括神学家，不承认存在这一类的问题，因此根本不考虑。持这一态度的在基督教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基督教从第四世纪开始，就成了欧洲统治势力的一部分。十几个世纪之久，这个状态保持下来了。现在外国把这十几个世纪称为Constantinian Era,就是君士坦丁时期。这个时期，基督教占统治地位，是当然的真理，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发现有人讲的同基督教有所不同，那么有教会当局或异教裁判所来对付这些人。整个权力集团或是统治势力和正统教会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当了权，这个教会的思想封闭，在一个特定的天地里维持它的权威，外面的事是不闻不问的。这个长期以我为中心，以我为圆周，对外面的一切不理不睬的自高自大态度，至今还难于消除。基督教传到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态度也跟了去，为第三世界不少信徒所接过去，至今还大面积地存在。像我们中国，即便从来没有什么君士坦丁时期，可是从欧洲那个时期所带来的那种对教外文化视若无睹和一味轻视的殖民主义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还继续保存着。这一类信徒和同工认为，神学就是从《圣经》的一部分联系到《圣经》的另一部分的问题，要处理教会外面的文化啊、信仰啊、信念啊、运动啊等等，都不是神学的事情。这一态度基本上是个不稳定的态度，遇到风吹草动，每每容易转到第二种态度上去。

第二种处理这问题的态度，我们暂且就叫它“两军对抗论”或“光明天使论”吧。它认为，在福音和教会外面，世界上如果有点什么好东西，都是撒旦装作光明天使来欺骗诱惑我们的。这是一种神学观点。这个神学观点的特点就是认为基督教之内和基督教之外截然分开，截然对立，截然对抗。在“唯有基督”的口号下，认为基督之外都是败坏的、罪恶的、撒旦的。基督不但同罪对立，基督同善也是对立的，因为人的善良毫不足道，实质上还是撒旦装作光明天使。古代教会有一位教父叫德尔图良，他提出过一个问题：“雅典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这里，耶路撒冷代表教会，雅典代表世俗的知识、世上的哲学。他觉得雅典同耶路撒冷没有什么相干。据说另外一句名言也是他说的：“正因其荒谬，我才信之。”意思就是，某个论点如果不荒谬，那还要信仰做什么。因此，信仰的内容一定是荒谬的，信仰基督就得不怕荒谬。

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教会很大一部分传教运动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底下进行的。传教士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传教，他们有意无意地否定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切民族的东西。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文化都一无是处，都是要否定的，不管是进步的，还是不进步的，好的还是不好的，都要否定。有一个传教士到非洲去传教，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要使非洲人除了皮肤颜色以外，都变成欧洲人。”

也许有人要说，这是基要派才有的观点。不一定。基要派不一定都是这样看的，而所谓现代派也不一定不是这样看。比如说，有些西方神学家就代表这样一种观点。他们也强调耶稣基督为主，这本来是很好的，但是这个话在他们文章里的意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主，凡不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都毫无价值。国际传教协会一九三八年在印度马德拉斯开大会，大家探讨克雷默一本书，他强调基督和基督之外的非连续性，认为基督徒传教就得否定基督教外面的一切的一切。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亚洲一切宗教现象都是人的骄傲和狂妄的表现。”这样，民族文化、民族宗教和民族运动当然被全部否定。一九五七年，西德一位神学家在金陵神学院演讲，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画，左边有一个台阶，踏步一曲曲的，从左边到右边，从上面到下面；右边也是一个踏步，一级级地下来，在当中两边会合，在这会合的地方竖起了一个十字架。踏步是代表人类的文化，文化越是上升，离开十字架越是远；文化越低，越是近十字架，文化同十字架是对立的。我们要传十字架的福音，我们一定要否定各民族的文化。这一种否定第三世界国家固有文化的传教神学，在传教运动里配合帝国主义侵略活动，影响是很大很长期的。现在西方教会常有文章批判这种神学观点，用的一个词是triumphalism，就是以胜利者自居的心态。这第二种态度就是认为基督耶稣之外一无是处，全部加以否定。中国解放之初，教会里这一种论点也很抬头，有人仅仅抓住“卧在恶者手下”（约壹5:19）一句话，不顾整本《圣经》其他的话，宣扬基督徒仇视世界，仇视人生，仇视文化，仇视历史进程。

（待续）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240～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