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中华民族自此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基督徒和教会坚定地秉持爱国信念，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江苏作为当时基督教活动颇为活跃的地区，众多教会、牧师以及信徒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医疗救助、难民收容、战地服务、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为抗战事业提供支援，充分展现了信仰与民族大义的紧密结合。本文以江苏地区为核心，系统梳理基督徒与教会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力求还原这段壮烈的历史篇章。

一、江苏基督徒与教会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1931—1937）

事件一：“九一八”事变后的反应与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共同心声，江苏基督徒同样义愤填膺，爱国热情被激发，渴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江苏教会积极组织集会与演讲，南京部分教会定期举办大型活动，每次吸引数百信徒，讲述日军暴行、宣传抗日思想。同时，借助《金陵神学志》等教会刊物，大量刊登抗日文章，如余牧人的《基督徒与国难》等，激发信徒爱国情怀。

事件二：“一·二八”事变中的江苏基督徒与教会

“一·二八”事变爆发，江苏教会迅速行动，发动信徒筹集物资，如南京教会设立收集点，为前线提供食品、衣物、药品等后勤保障。同时开放教堂、教会学校作为伤员救治点和难民收容所，如苏州一所教会学校救治了数十名伤兵，并为难民提供食宿。

许多江苏基督徒加入抗日义勇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上海郊区的战斗中，基督徒义勇军小分队成功破坏日军补给据点。

二、江苏基督徒与教会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7—1941）

事件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反应与行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江苏教会全力投入战时救助工作，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苏州、无锡等地教会联合成立“战时救济联合会”，不仅为前线输送棉衣、绷带等物资，还在南京、南通等地设立了17处难民收容所，累计接纳难民超10万人次。教会还组织教牧人员与信徒志愿者，为难民中的儿童开设临时学堂，教授基础文化知识与爱国思想，如镇江的教会学堂保障了800余名儿童的受教育权利。

基督徒群体以多元方式投身抗战。南京圣保罗堂牧师王以撒带领信徒组建战地医疗队，深入淞沪战场救治伤员，三个月内处理伤口超2000例。扬州基督徒商人张明远利用商业网络，秘密为新四军筹集药品、通信器材等战略物资。此外，徐州的基督徒教师群体通过义卖手工艺品，为抗战募集资金达法币5万余元。

周恩来的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经《新华日报》发表，传播至江苏，深刻影响了当地基督徒的抗日认知。1939年，苏州浸信会积极响应抗日号召，陈崇桂牧师在《基督徒在国难中的责任》中提出“不分信仰与党派，团结救国”的主张，并采取具体措施，设立难民收容所、战地医疗队，组织抗战募捐，体现了基督教界对抗战的支持。

事件二：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江苏基督徒与教会

南京大屠杀期间，江苏教会的救援行动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光。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联合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斯密士（Lewis S. C. Smythe）等中外教会成员，创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2.5平方公里区域庇护平民。教会人员齐兆昌、陈嵘驻守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通过与日军反复交涉，成功解救数千被抓捕平民。鼓楼医院（教会医院）在院长马林（William E. Macklin）带领下，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救治伤员逾万人。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程瑞芳（基督徒）在日记中逐日记录日军暴行，为历史留存了珍贵证据。

约翰·拉贝的救援行动与江苏教会形成紧密协作。他凭借纳粹党员身份迫使日军暂停对安全区的暴力侵扰，教会成员则协助维持秩序、分发救济物资。拉贝在1938年2月17日的日记中特别提及：“金陵神学院师生的配合，使收容效率提升40%。”他还在日记中评价：“中国平民能存活，离不开教会与勇敢个体的守护。”其日记不仅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也见证了江苏教会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三、江苏基督徒与教会抗日救亡运动的持续与胜利（1941—1945）

事件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反应与行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江苏教会迅速将宗教活动与反战宣传深度融合。南通基督教会在主日礼拜中增加“和平祈祷”环节，牧师以圣经中“止息刀兵”的教义为引，谴责日本侵略暴行，此类活动覆盖信徒超万人。苏州圣约翰堂联合商界信徒，发起“抵制日货周”行动，通过在商业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方式，号召民众拒绝购买日货，致使苏州日资商铺营业额骤降60%。

基督徒群体凭借职业优势多线支援抗战。南京鼓楼医院的基督徒医生团队，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利用教会国际援助渠道，引入青霉素等稀缺药品，成功救治300余名危重伤员。徐州的基督徒教师群体秘密组建“战时知识服务队”，深入农村为儿童授课，同时传递抗战信息，累计教育儿童2000余人。此外，无锡的基督徒商人王福生，以教会作为掩护，通过地下交通线向新四军运送电台零件等战略物资17批次。

事件二：抗战胜利前夜的江苏基督徒与教会

抗战胜利前夜，江苏教会成为凝聚民众期盼的重要力量。1945年7月，南京莫愁路堂举行“胜利曙光”大型祈祷会，吸引万余名民众参与，牧师在祈祷中呼吁“以感恩之心迎接和平，以坚韧之志重建家园”。苏州、常州等地教会自发组织“和平守望团”，协助维持治安，保障社会稳定，成功调解战后纠纷130余起。

抗战胜利后，基督徒积极投身重建工作。扬州基督徒工程师李华带领团队，在3个月内修复当地5座被炸毁的桥梁，保障交通畅通。南京的基督徒教师联合成立“失学儿童救助会”，设立临时学校32所，使8000余名儿童重返课堂。

江苏教会在镇江、泰州等地设立“难民返乡服务站”，协助3万余名难民顺利返乡。但教会同时保持独立性，如南通教会在物资分配上，优先保障弱势群体，体现出宗教慈善的独特属性。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江苏基督徒与教会的抗日救亡运动，其历史意义愈发彰显。这不仅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篇章，更是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爱国实践的生动诠释。江苏教会与信徒通过物资支援、难民庇护、战地救护等各种行动，减轻战争创伤，激发抗战意志，为抗战夺取最终胜利注入精神力量。其抗争实践印证，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爱国爱教的传统在危难时刻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江苏基督徒将圣经中爱人如己的教义与保家卫国的使命相融合，打破宗教与世俗的壁垒，以实际行动证明：基督教信仰不仅不会与国家利益相悖，反而是爱国情怀的精神支撑。这种将宗教责任与公民义务统一的实践，深刻揭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要义—唯有扎根中国社会、融入民族精神，宗教才能真正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江苏基督徒与教会的抗战实践，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双重启示。在爱国主义层面，其经验重申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准则，激励当代人传承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于基督教的传承而言，这一历史经验为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指明方向：宗教团体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将教义阐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在公益服务、文化建设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正如80年前江苏教会以救亡行动回应时代召唤，当代基督教更需立足国情、与时俱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多元力量。

（作者系江苏省镇江市基督教大西路福音堂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