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邀在此向各位介绍今日中国基督教会的情况。我将试着从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我们说我们是宗派后的教会，这是何所指？

宗派架构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不再存在。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宗派后时期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他们从来都不是任何一个宗派的成员。在一些老年信徒当中，宗派感情依旧存在。在信仰和崇拜上，我们持守彼此尊重的原则。但是，保持多样性并不只是为了有宗派感情的老年信徒之故，我们想要通过鼓励多样性，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实现他的丰富。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具有创意的多样性的教会。在这里，差异不仅受到宽容，而且得到尊重。要达成这广度，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基督教协会是我们中国基督教宗派后的团结在教务组织上的体现。它不同于一些国家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因为现在中国已不存在组成这一性质的机构所需的教派。但是它也不是中国联合基督教会，因为具有某些宗派背景的基督徒还不准备走那么远。比如，有的教派给予信徒皆祭司的解释使按牧成为毫无意义。他们也把教会的地方性解释为，一个教会要成其为教会，就必须而且只能是地方性的。这就使他们不可能加入一个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教会组织。几年以前，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是向前跨一步，组成不包括这些教派在内的中国联合基督教会，还是不跨这一步，仍使这些信徒留在中国基督教协会之内，维持较低程度的宗派后团结。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样，所有相关的新教宗派都表示满意。有些希望更快地向前推进的个人则表示失望。

我们很高兴能够享有这样的团结局面。这与基督要我们合而为一的祷告较为接近。但是，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这种包括有着形形色色主张的新教徒的大联合，因为要避免在某些敏感问题上冒犯人，维护依然脆弱的团结，所以会压抑创造性的神学思维以及教会论方面的实践。这似乎表明了人所要面对的一个两难处境：没有一种选择是不带拖累的。

过去，在中国至少有六七十个大大小小的宗派。我们之所以能进人宗派后时期，主要是因为宗派在中国历史较短，基督徒对宗派的感情相对较弱。从社会层面来讲，解放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着较强烈宗派意识的传教士的撤出，以及社会上对全民团结的强调，确实对我们基督徒在作选择时有较大影响。

我们的宗派后团结在我国这些年来的对外开放中受到考验。宗派主义在我们以外的世界里是根深蒂固的。国外有些团体希望在中国恢复旧日的宗派。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联合足以抵制住来自外部的牵引力，对此我们感到欣慰。

第二，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三自？

我们的教会多年以来一直注重保存和发展中国基督教的自我。我们不满足于只是作为西方教会的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尽管这是比较大的一点。中国教会不必成为西方教会的复制品，而是应当有一个自我，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向我们的同胞传达它的信息。因此，就有了我们的三自运动。三自运动的目的是使中国教会达到自治、自养、自传。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现在已初步实现了自治、自养和自传，即由我们自己来传扬基督教的信仰。

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没有西方传教士，也不再是别的教会的传教区，是我们自己在建设教会。这就使得中国教会有了一个中国形象。这一点在解放后的中国是至关重要的。

纵观教会历史，教会一直是在寻求与本地和本国的文化作某种程度的认同。当基督的福音首次传到犹太以外的世界时，关于传教士是否得拘泥于犹太习俗并勉强外邦人归化成为犹太人这一问题就出现了。就这一问题，耶路撒冷会议作出了非犹太化的决定。当福音传至欧洲时，一些具有远见的人们在神学、灵性和艺术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以使基督教的信息能够面向欧洲人的思想和心态说话。任何时候教会进入新的处境或新的时代时，文化若制约其向前的发展，那么变革便势所难免。

有鉴于此，我要说，三自运动并不是一个反对传教的运动。我们并不反对传教士。是他们将基督的福音带到我们的国家。对于传教士所作的一切好事，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感谢，也要感谢上帝。但是，传教士们来有时，去也有时。凡是出色的传教士都努力地工作，为的是使自己可以及早脱身，让本地同工来接替他们。我们希望以前在中国工作的传教士不要把今天的中国教会看作是对他们所做的奠基工作的否定，而是应当把它当作他们辛劳的结果。我们对传教土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加以区分的。

三自并不是中国基督徒的发明，更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英国圣公会差传会的负责人亨利·樊（Henry Venn）早在一八五〇年就首先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作为传教工作的目标。

三自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仍显不足：

（一）我们在力求自治、自养、自传之余，也要注重治好、养好、传好。在这三个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这就是现在我们强调要建设好教会，即办好教会的原因。中国基督教协会继三自运动后成立，表达了广大信徒要求办好教会的共同心声。今天，我们在中国基督教协会内设有神学教育委员会、《圣经》出版委员会、文字工作委员会、妇女事工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圣乐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二）一个教会只顾自己是不够的，也是不好的。普世教会向各个教会提供灵性滋养。一个教会如果意识不到它源于普世教会，不与普世教会发生联系，那么它的自我必定会枯竭。普世性和特殊性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丰富;在时间上贯穿历史，在空间上遍布全世界的教会最终进入耶稣基督里的丰富。因此，今天我们不但不回避，而且欢迎国际的和普世的交往、对话、分享。中国基督教协会现已成为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的会员。我们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教会的访问者，也参加在国内和国外举行的有关教会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国际性研讨会。国外的神学家和语言教师现在可以在我们的神学院校和大专院校讲课。爱德印刷公司是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通过联合圣经公会援建的，今年将生产出十年内的第一千万部《圣经》。

第三，我们能否说，中国基督教已经完全联合了？

大多数的中国基督徒是在三自运动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支持下的教会和聚会点的成员。总共有至少八千间教会以及几万个聚会点。

有些聚会点同三自运动和基督教协会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这常常是因为它们和两会所在地的地理距离较远，有时也是出于对当地两会领导层这样或那样的不满。然而，只要这些聚会点是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我们就不应视他们为反对三自运动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

也有少数聚会点领导人对三自组织和基督教协会采取敌视的态度。香港和海外一些所谓“中国事工”声称向他们提供秘密支持。他们竭力在中国基督徒中间鼓动分裂情绪。

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运动的政策是：一视同仁地向所有的基督教单位提供服务，寻求和睦，加强沟通，藉此扩大团结面。

第四，“文化大革命”对教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的教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深受极左路线之苦。极左路线是任何革命运动都可能会有的弊端，它不顾实际情况及人民的参与意愿，试图通过灌输恐怖，强制推行过激的变革。在中国，极左路线在“文革”时期达到了极致，而“文化大革命”也成了“大革文化之命”。在“文革”期间，我们所有的教堂都被关闭了，许多更被移作他用。失去了教堂，这只会使我们基督徒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并不依存于任何建筑物。许多牧师和信徒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我们的境遇——就如《希伯来书》第10章第33节上所说：“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但是，处于软弱无力之中的基督徒和教会却博得了不少人无声的同情和善意。中国教会无权无势，但是福音本身却是满有能力的。基督徒的无权无势正衬托出基督的大能。他们以良善的生活表现，使人们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藉着他们在逆境中所作的无声的见证，带领人进入对基督的信仰。

“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使基督徒懂得：当我们软弱欲绝的时候新的生命却正在生发;我们的能力来自软弱，生命来自死亡。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文革”之后，随着极左路线受到全面批判，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得以重新贯彻。在过去的十四年中，平均每两天就有三间教堂开放或建成。此外，还存在着几万个聚会点。在某些地方，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有困难。三自组织和中国基督教协会收到了这些地方信徒的申诉，将这些案例转到适当的政府部门，要求予以纠正。

极左路线也使我们在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难以进行完整的神学教育，所以今天教会领袖不但人数少，而且大多数年纪很大。在一个有着几百万信徒的教会里只有一千二百位牧师，而他们中很多人还是在四十年代被按立的。这一比例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很可能是闻所未闻的。直到近几年，随着十三所神学院校的神学生陆续毕业，教牧队伍才充实起来。

在一个处于这样一种境况中的教会里，义工队伍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大部分的教堂和聚会点的工作是由义工负责的。义工培训是各级两会的工作重点。加之在农村地区不符合《圣经》教训的异端邪说容易滋长，所以就更要加强义工培训工作了。由于各堂点的领导层中绝大多数是平信徒，因此，教会中的圣礼部分，例如圣餐、洗礼和按立，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是非常遗憾的。

第五，我们如何看待无神论，如何看待一个无神论的政府？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主张无神论，不相信宗教，但是和前苏联的共产党又很有不同，因为它非常重视统一战线。现在我国的头等大事是国家的繁荣，而不是宣传意识形态。共产党懂得，它必须团结和依靠所有希望国家繁荣的人们，其中也包括基督徒。为了达成团结，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必须置于次要地位，宗教信仰应当受到尊重。这是党的领导层愿意看到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很现实的根据，只要这一自由不被用来颠覆政府就可以了

和前苏联不同的是，在中国并没有一个“反上帝运动”，也没有以反对宗教为目的的刊物。有一个研究中国无神论历史的学术机构，这是惟一和无神论有关的组织。在学术界以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在中国有人宣传无神论，我对此并不感到特别不安，因为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事实并不会因为有人否定他的存在而改变。在我们这高度世俗化的社会里，对上帝的否定至少向人们提出了有关上帝的问题，让人们看到，上帝问题至少是值得考虑的。就像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尼采提出“上帝已死”的论点，这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激发起了不少人对上帝问题的兴趣。

无神论者所要否认其存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神明呢？是专制的宙斯，他因为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取火种带到人间而用锁链将他锁在悬崖上;是中国民间宗教里残暴的阎王，他派出差役将人捉拿投入地狱永火，作为对世人的惩罚。我们可以和各类人道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贬低人的尊严、阻碍人类解放的偶像崇拜。我有时讲一些欣赏某些无神论者和共产党员的话，对此我的一些海外朋友感到惊讶。作为基督徒，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主张和行为要说“阿门”，使我不愿意谴责他们，对反对他们我提不起热情;我情愿与他们合作去反对我们双方都要反对的势力，尽管我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信念来源。

有些西方基督徒责怪我们没有反对共产党，在与共产党打交道时缺乏斗争精神。他们总以为，共产党既是讲无神论的，一定会逼迫甚至消灭宗教，基督徒义无反顾地应与之对抗，甚至殉道。我们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轻易地要求信徒不顾教会和国家利益去“殉道”。只要基督徒和共产党作为中国人还有共同的立场，只要我们还有继续进行崇拜、见证和教会生活的空间，只要我们在统一战线之内就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对话和磋商的通道仍然敞开，我们就没有理由和无神论者相敌对。

我可以用堂点登记这件事来说明。政府主要是出于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颠覆活动的考虑，要求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向政府登记。教会除了是基督的身体之外，也是一个公民组织，而在中国所有的民间团体都是向政府登记的，所以我们并不反对登记。然而，我们也要求政府向公众说明登记的标准，以便于公众监督。政府方面已同意我们的要求。

第六，一直以来在中国起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是否敌视基督教？

知识分子今天对基督教的态度比自景教传入中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开放和友善。

早期的传教士为了立足，不得不尽量表明基督教同佛教和儒家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抱怀疑和鄙视的态度。为了立足，传教士们把西方的天文学、几何学、数学和其他科学介绍给中国皇帝。他们借用佛经和中国古典著作中的语汇，模仿中国文人的穿着和举止。此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介入使传教士的地位得以稳固。传教士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所作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中国人民的善意，但是并没有多少人皈依基督教。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开始盛行，特别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基督教遭到排斥，被视为鸦片。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作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定义，这忽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他有关宗教的论述。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把宗教斥为鸦片，而是看到了宗教作为“关于这世界的总的理论和包罗万象的原则”的重要性，又说：“要了解人类，就得了解世界;要了解世界，就得了解它总的理论和包罗万象的原则。”这就是指宗教。所以，鸦片一说并没有能够穷宗教的究竟。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极左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知识界的空气为之一新，对基督教的看法也进入了实事求是的阶段。人们对基督教和《圣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文革”之前或“文革”期间论述宗教的学术性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把宗教和鸦片相联系的。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开始转变立场，认为用鸦片来作为宗教的定义不够确切。他们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就像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所写的，宗教起着进步甚至革命的作用。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再把宗教和迷信看为等同，而是肯定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并为之作出过贡献。对于西方的基督徒和神学家来说，这些观点可能很平常，但是在中国，相对于宗教在此前所受到的诋毁，这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在听了这么多关于宗教是鸦片，宗教是反动的和具有欺骗性的等等说法之后，再听到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谈到“宗教在中国的五性”，那是颇受鼓舞的。这五性分别是：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很明显，对宗教的这五个特性的认识使得大家愿意公正地对待宗教，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今天，一般认为就各自的现实纲领而言，宗教和社会主义是能够相容的。

我们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尤其感到了周围学术空气的变化。在五十年代，我们神学院是南京地图上一个孤立的点，被人视为迷信活动的中心，不值一顾，所以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与我们保持距离。今天，我们是南京大学的宗教研究中心，我们的教师也参与南京大学的教学工作。中心每半年出版一期《宗教》，在很多大学院校、社科院、各级政府的宗教工作部门和统战部门都能看到，这是我们和非基督徒进行沟通的一个良好途径。

我们中国教会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向教会靠拢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视为我们开展事工的重要对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神学著作，他们在著述中对基督教态度友善。我特别愿意提到“文化基督徒”，他们的态度和尼采所描绘的十九世纪欧洲的“鄙视基督教的文化人”正好相反。我们的“文化基督徒”除了不相信洗礼，不上教堂做礼拜以外，已经非常接近基督教信仰，他们是教会和知识界的桥梁和中介，是我们重要的同盟者。

从我以上所说，你们可以看出，教会在中国的职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教会内，二是对于教会以外的世界。在教会内，我们强调发展中国基督教的自我，通过在信仰和崇拜上彼此尊重来维护宗派后的团结，重视信徒的灵性培养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教会的团契生活，就教会的普世性加强自身教育，对平信徒进行培训，通过提供服务与寻求和睦来扩大我们的团结面，以求接纳一切尊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对于教会以外的世界，我们会尽力反对政治生活中的极左思想，提升基督教作为一个中国宗教的形象，为基督作见证，特别是要对目前知识界的开明态度作出回应，继续就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同政府展开对话。就我所见，这几点已经概括了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职能或事工。

将中国教会描绘得一片美好，这并无益处。清醒地看待我们的处境是很重要的。然而，尽管教会今天和在历史上总是被各种问题、软弱和错误所困扰，却仍然为基督作见证，并且在逆境中成长。想到这里，我们便鼓起勇气，和基督在地上的教会一齐说：

她在争战喧声里，

艰难劳苦之中，

她却深信有平安

安心静待成功；

直至欲穿的望眼，

看见天上远像，

到时凯旋的教会，

得享永憩无疆。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117～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