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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在教会里也好,社会上也好,人们时常要提出一个问题来:今天,在中国,为什么还有人要来归从基督?是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人来到教会?
这问题的引起,有时是由于考虑到,今天中国人民离开侵略、战争、饥荒、剥削、失业等等祸害比较远了,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提高了,社会世俗化程度也提高了,人们怎么还会想到上帝的事?有时是由于考虑到,今天做基督徒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享受某些好处和特权;有时是由于考虑到,中国信基督教的只占人口百分之一还不到,中国不少人至今把基督教看为不值一顾的迷信或洋教,在这些人心目中信教没有什么光彩;有时是由于考虑到,中国这一基督教不但弱小,而且又得不到海外的物质支援,能存在下去吗?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一些人要唱“我今来就主”?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回答。
有的人就事论事,说是由于父母、家庭、朋友和基督教书刊的影响。影响是这么来的,没有错,但是这个回答绕开了原来的问题,把“为什么”改变为“怎么样”了。
有的人说,是因为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信仰自由,信主的人就有了。有宗教信仰自由,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仅仅有自由来信,人家就会来信了吗?这个回答指出了一个重要条件,但没有触及根本原因。
有的人说,信教的人增加是由于中国发生了“信仰危机”,人们对社会主义不满,对政府失去了信任。这个回答有点不顾事实。广大信徒很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被推举而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的也不少。一九四九年前,人们对当时的政府怨声载道,绝无信任可言,为什么基督教人数始终停留在几十万呢?
有的人完全归功给三自;中国基督教摆脱洋教形象,人们就愿意听基督教有以告人的福音。三自当然是必要的,但这个回答也是把一个重要条件说成为根本原因了。
有的人说,教会吸引人是因为教会里人和人的关系好,亲切,同情,团结,像弟兄姊妹。是的,教会应当这样,许多地方的教会也正是这样,但有些教会却并不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常常令人失望。光靠这个是吸引不住多少人的。有的人失望了,也还不走,说要看神,不要看人。
有的人归功于奇迹,归功于医病赶鬼,但实际上有些人正像当年求耶稣治病,以及因吃饼得饱而跟随耶稣的人,到一定时候就又离开耶稣了(参约6:66)。何况今天某些地方的医病赶鬼,靠祷告起死回生,偶然性甚重、欺骗性不小,怎能真正把人吸引到生命之主面前来呢?保罗就不是把基督福音降低为医病的法门来对待的。他告诉我们,他肉体上的病患,基督始终没有同意他的祈求给他去掉,基督倒是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9)。能认识这一点岂不是比奇迹更高更深的灵性收获吗?
以上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看来我们要寻找的首先是内因而不是外因,而且在内因之中必须首先找到最根本的内因。
《约翰福音》第6章第68节记载的彼得的回答,在我看来是最满意的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只有人会提出许多终极性的问题。基督教的信息所处理的正是这些问题,因此当然会吸引人来听,有些人听了就决意归向基督。
永生之道的问题就是终极性的问题。
人不是矿物,不是植物,不是禽兽,不是一般动物。人会思考,但是人也不仅仅是一台思考的机器。人比这一切都要高得多。人有上帝的形象,人是万物之灵。
《诗篇》第8篇第3、4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为什么只有人才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底下第5节给了回答:“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是这样一种动物,能够提出终极性问题来。
譬如说,为什么要活?是不是因为自杀很痛苦,就活着吧?是不是为生而生,为活而活,或仅仅是为了衣食情欲而活?该怎样活?不死就算是活吗?继续在呼吸,心脏继续在跳动,就算是活吗?靠剥削发财,踩在别人身上往上爬,这种活的方式怎样?有的人只求自己内心平安;一个人心里平安,这就算活得有意义了吗?
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善良。谁也知道应当善良。康德是这样说的:有两件东西使人惊奇不已,一是充满着星辰的高天,二是人们内心的道德律。康德所说的这个道德律在人们内心不断催促,不断提醒,告诉我们要做善良的人,要不做坏事。这一自我完全的催促,起的作用大得不得了。正是这个道德律在起作用,才使世界成为人们大体上能够生活得下去的所在。如果人们都没有这个良知,如果人人都作恶多端而不会有自我谴责,这个世界会乱成个什么样子呢?那么,善良是哪里来的?善良的根源是什么?许多人之所以相信上帝,相信神,相信天主,相信创造者,就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善良的根源。否则就无法说明善良是哪里来的。
不但是善良,还有美,还有真理,还有许多高尚的思想感情,都有一个来自何处的问题。
《第九交响曲》是好听的。如果仅仅说,《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给我们的,那不免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回答。较能令人满意的回答是:宇宙里存在着美,是贝多芬这一位在这方面处于人类尖端的音乐大家,被这个美所吸引,并把这个美体现在《第九交响曲》里,正像太初就存在着道,是基督把这个道体现出来。
手提琴演奏是使我们神往的。如果有人说,这音乐不过是拉紧了的马尾和拉紧了的钢丝相摩擦,加上处在某种意境中的提琴手的手指活动的产物,我想你们是不能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说,一方面是某种宇宙性的永恒的美,另一方面又是敏感到一定高度的人们的心灵,而前者通过音乐家作用于后者,扣拨了后者心中的弦,使后者进入了音响美的享受和欣赏,我想大家会同意,这是比较完整一点的认识。
还有许多终极性的问题,例如:这世界为什么不那么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善良和更多的好人好事?那些坏人为什么得势?
死是什么?一切是不是都以死为结束?死毁灭一切,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坚持原则与出卖灵魂,这些最后的命运都一样,全部一笔勾销,化为空无,是这样吗?我们读了四福音,觉得这不可能是基督的看法。是这个死的问题,使许多人摸索,使其中有些人在摸索中来到了基督跟前。
更切身一点的问题是:我知道该做的,我偏会不去做,我知道不该做的,我偏会去做,这是怎么一回事?越有良心的人,有自我要求的人,包括一些一心为人民的革命者,越对这个有高度的敏感。许多人之所以前来就主,之所以在试探和压力底下不肯离开标志基督救赎的十字架,就是因为他们体验到,信赖基督才能摆脱这一恶性循环。
还有许多其他可谓高级的人生问题,世界上除了人就不会问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好的,它正在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理所当然地拥护。但是社会主义要解决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进行物质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的问题。回答那些终极性问题不在社会主义任务之内。
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报纸是应当读的,但是报纸所报道和刊载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艺术等等领域的材料。这些报纸认为:我们所谓终极性的问题是不必大事渲染的,至少是为了保证人民的团结,不应当让人利用报纸来加以探讨的。
但是基督教却探讨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我不是指那种以医病赶鬼为招牌的基督教,也不是指只讲究生活细节,把骆驼吞下去、虫倒被滤出来的那种基督教。我指的基督教是放在瓦器里的宝贝,不是那瓦器。
彼得说出的那句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代表人类寻求真理的进化史上很高级的阶段。人能够达到这水平,人就是崇高的。
有的人认为,人除了是一架能犯罪的机器之外,什么也不是。尼采心目中的人是“地球表皮上的一种疾病”。我们有时在基督教里也听到一些把人奚落得不成样子的话。加尔文说过人一些好话,但是他也说过,人不过是“一条五尺高的蛆虫”。
如果人是这样,人是决提不出什么终极性问题来的。那么,基督的福音不过是回答了谁也没有提出过的问题,不过是对牛弹琴,不,是对虫弹琴,对皮肤上的病菌弹琴。
道成肉身是对人的肯定,肯定人提出的问题是值得回答的,肯定人是值得教育、救赎的。能提出这些高级问题来的人,上帝是不能以毁灭了事的。
古代教会有查斯丁等神学家,提出过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生来就具有逻各斯——道——的种子。
可以设想,如果基督是一个完整的圆圈,我们人都是一些长长短短的弧。在绝对和相对之间,不是什么共同点或什么连续性都没有。
今天照常有人要来寻找基督,照常有人不肯离开基督,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什么别的,而是由于人们感到,基督针对我们在自己心灵深处含含糊糊地觉察到的一些问题,提供了亮光,提供了信息,他对我们有所倾吐,有所责备,有所安慰,有所激励。这是一个深渊和深渊互相响应的经验。
最根本的是福音本身内含的真理性在吸引着人。正因为这真理性,见证的工作就重要了,三自就重要了,宗教信仰自由就重要了,洁净教会、使教会不成为人们归向基督的绊脚石、而是引人归主的明灯,就重要了,神学教育要办好、我们要做怎样的神学教师和神学生的问题,也就重要了。这一系列的东西就是这样来的。
让我们求主整理我们的思想,认识什么属于瓦器,什么属于宝贝,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分别是非,叫荣耀称赞都归于上帝。
现在让我们用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一位神学家圣安瑟伦(Anselm)的祷告。有的基督徒不习惯于用古圣徒传下来的祷文来祷告,这是一个损失。在人与人之间,我们总是努力用最确切、最美好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我们同上帝讲话,难道不必寻找最真切,又最能造就自己的语言吗?让我们现在试试进入圣安瑟伦的灵性意境,让他帮助我们祷告:
上帝,你是生命、智慧、真理、丰富、祝福、永恒、唯一的至善。主,你是我的希望,我心的喜悦。我怀着感恩向你承认,我是照你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爱你,我所有的思想转向你,以便爱你更深,以你为乐,接受你。因为在地上难以完全享受这蒙福的光景,就让我每天成长,直到在来世达到完满。在这里,我渐渐地认识你;到那里,我会完全认识你。在这里,我对你的爱渐渐增长;到那里,这爱将要成熟。在这里,我在盼望中有喜乐;到那里,这盼望将会完全实现。阿门。
(本文转载自《丁光训文集》1998年9月第1版,215~221页)